对几件馆藏珍贵文物的鉴赏

几件馆藏珍贵文物的鉴赏

武  成

一、汉 代 石 刻 双 虎 插 座

此件文物是1991年由呼和浩特市文物事业管理处移交呼和浩特博物馆，来源大体在呼和浩特市地区。整体呈圆形，直径15.7厘米，通高7.5厘米，中心有长方形插孔，长3.3厘米，宽1.23厘米，深4厘米。土灰色砂岩，采用剔地浅浮雕的形式，扁圆鼓形，平底，顶部刻有对称的虎纹，虎头方正，头尾相连，高鼻阔口，桃形耳后披，脊背凸起，身上刻有斑纹，充分表现了虎的凶猛与威严。刻工简洁有力，雕刻技法熟练，表现的活灵活现，惟妙惟肖，艺术效果极佳，为馆藏三级文物（图一）。

古代游牧民族由于游牧生活的需要，经常要支撑毡帐或固定周围帐壁幔幅，必有立柱、框架支撑。这种临时性建筑，所使用的活动性支架，以石或铜、铁等材料为支架底座，正中设插孔，使用时临时插入木柱支撑帐篷，迁徙时拆卸留待后用。

可移动帐座、插座、框架构件类物品，春秋战国时已经使用，如1977年河北平山出土一件战国中期错金银虎噬鹿插座，通体为一身体呈S型的斑斓猛虎，虎背的后部和颈部上各有一饰兽面的长方形群， 内尚存木榫，虎口咬噬着一只卷曲的小鹿，整体器物嵌错精美花纹，熠熠生辉，可谓我国古代写实艺术品的杰作。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收藏的战国初期墓葬所出错进青铜插座，由承插座、座体、垫角三部分组成，错金镶宝，华丽异常。座体内浇灌铅汁以增加稳定程度，座体顶部居中设方形空心承插柱并留有上、下插孔，便于插杆固定（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浙江考古精华》文物出版社1999年）。汉代墓葬中亦屡有帐座、插座、框架构件类文物出土，如西安南郊汉墓发现的铜管式素面三插头支架构件，三管头呈90度角立体相交，可插入木杆，用于帐幔下角支架底座或上角支架连接。河北满城西汉中山靖王刘胜墓中，亦出十字形铜帐座，其顶面正中设圆形或方形中空承插柱，外形稳固凝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北省文物管理处《满城汉墓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80年）。山西大同北魏司马金龙墓中发现四件石质帐座，其下部呈方形，上部为覆盆式，正中设圆形插孔，孔外围浮雕精美纹饰（山西省大同市博物馆、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员会《山西大同石家寨北魏司马金龙墓》，《文物》1972年第三期）。唐代墓葬中帐座类实物出土甚少，1995年抢救性清理的唐僖宗靖陵石棺床东沿发现卡砌于棺床北、东南两角处的覆盆式青石帐座，方形底座，中设圆形插孔，是一件实用物。

由此可见，汉唐以来，可移动帐座、框架构件不但使用普遍，而且形制多样，用材上有铜、陶、石、汉白玉等质地。

  二、宋代天铁佛教造像

“天铁”藏语称“托加”，是密宗“辟邪七宝”之一，也是青藏地域一种最古老的民族文化遗存。“天铁”指在很久很久以前，羌人用青铜铸造的类似图腾的小件佩饰品，认为佩带它有驱恶避邪的功能。“天铁”十分稀少，只有在青藏地区才能偶尔看到，呼和浩特博物馆收藏的这件宋代天铁佛教背光造像，实属珍罕。

此佛为释迦摩尼佛，立相。通高17.5厘米，宽10.6厘米，厚2.36厘米，重274.7克。由带龛框的佛像及背光两部分组合而成。佛像头顶结宝髻，面容丰腴，双耳肥硕，鼻梁高耸，双唇微闭，神态端庄安祥，右臂下垂，掌心向前，左臂曲于腹部，掌心向上持定印。手印是佛像的标志之一，不同的手印表达的寓意也不同，此佛垂手站立，表示接引众生。上身袒露，下身披袈裟，衣纹流畅。足穿高底靴，两足立直立于方台上，表示佛陀四处游化，说法度众，象征忙于教化，显示佛陀对他体证的宇宙人生真理，充满无限的热情，虽是功行圆满的佛陀，终日也要以真理不休息地为众生服务。佛像背后有背光，为尖顶穹庐佛龛式，顶部有较大的火珠纹，背光周边捶牒漩涡状火焰纹，背光内圈捶牒缠枝花卉纹，火焰纹与缠枝花卉纹用一周连珠纹分隔，背光下部与足齐平。整个造像造型清秀，姿态优雅，形神兼备，具有宋代造像的典型特点（图二）。

三、元代磁州窑黑釉描金玉壶春瓶

元代最为流行的装酒容器首推玉壶春瓶，呼和浩特博物馆收藏一件元代磁州窑黑釉描金玉壶春瓶。该瓶口径 4.4厘米 、底径5.8厘米 、高 23.8厘米，上世纪八十年代出土于托克托县中滩乡丁家窑村。玉壶春瓶呈小喇叭口，厚圆唇，细长颈，圆鼓腹下坠，圈足。通体施黑釉，底露胎，釉有泪痕，腹饰描金花草纹，线条简明，流畅娴熟。造型优美，比例适度，釉色黑亮，制作规整，惜颈部残断，经内蒙古自治区文物鉴定委员会鉴定为国家二级文物（图三）。

明初曹昭《格古要论》记载，元代瓷器中“有青黑色戗金者，多是酒壶、酒盏，甚可爱”。在河北省保定市出土的元代窖藏瓷器中就有三件钴蓝釉戗金彩瓷（河北省博物馆：《保定市发现一批元代瓷器》，《文物》1965年第二期，页17—18转22）。早在开国之初，元朝政府就明令禁止民间百姓使用描金瓷器。朝鲜李朝郑麟趾撰《高丽史》列传卷一八记载：“仁规尝献画金瓷器，世祖问曰：‘画金欲其固也？’对曰”‘但施彩耳’。曰：‘其金可复用也？’，对曰：‘瓷器易破，金也随毁，宁可复用。’世祖善其对，命自今磁器勿画金、勿进献“。约成书于1320年《大元圣政国朝典章》卷七《吏部一-官制条》页26a（《元典章》卷五十八《工部一-杂造》）记载：“至元八年（1271年四月二十日，御史台承奉尚书省扎付，钦奉圣旨：节该今后诸人，但系磁器上不得用描金生活，教省里遍行榜文禁断者，钦此。”这部元朝法典凡60卷，记载了中统元年到延祐七年之间（1260—1320年元朝政府典章制度。

蒙古大汗和皇后确实喜爱描金瓷器，1331年阿拉伯旅行家伊本-白图泰（Ibn Battuta）到金帐汗国都城别儿哥萨莱城，他第二天见到了一位金帐汗国的王后，当时“她正坐在十名老妇女的中央，那些妇女像是她的佣人。她们面前摆着金盘和银盘。满盛着君王豆，她们正在选择。哈同（指王后）面前有一金釉瓷盏，也有人挑选” （马金鹏译：《伊本-白图泰游记》页270，宁夏人民出版社2000年）。俄罗斯亚述海历史考古博物馆也收藏一件13—14世纪在金帐汗国遗址出土的描金彩高足杯。在蒙古汗国首府哈剌和林遗址中曾采集到一片元代钴蓝戗金龙纹瓷片，是景德镇烧造的高温釉瓷，此物流入漠北疑与元顺帝之子阿猷(you)识理达腊亡命哈剌和林有关（林梅村：《和林访古》，《紫禁城》2007年第7、8、10期连载，p212—219）。元代景德镇生产的蓝釉描金瓷器存世非常之少，像这件磁州窑黑釉描金玉壶春瓶更是存世罕珍，不仅是元代宫廷酒器，更是元代磁州窑瓷器中的一件艺术精品。

元文宗在位时（1328—1331），京城的蒙古和色目贵族竟然对汉地的瓷器产生了浓郁的兴趣。〈元史-别儿怯不花传〉载：“至顺元年（1330年）……迁徽政院副使，擢侍御使，特命领宿卫，升荣禄大夫、宣徽使加开府仪同三司。凡宿卫士有从掌领官荐用者，往往所举多其亲昵。到别儿怯不花独推择岁者举之，众论翕（xi）服。宣徽所造酒，横索者众，岁费陶瓶甚多。别儿怯不花奏制银瓶以贮，而索者遂止”。宣徽院是元大都的皇家酒坊，开始以瓷瓶装酒，在别儿怯不花任宣徽使的时候，京城的蒙古和色目贵族争相收藏宫廷御酒瓷瓶，他不得不上奏皇上以银瓶装酒。可见当时盛酒的玉壶春瓶是既精美又很少的宫廷酒器，虽现在存世的宋元时期各窑口生产的玉壶春瓶很多，但像这件磁州窑黑釉描金玉壶春瓶存世是极少的。

四、元 代 琉 璃 迦 陵 频 迦 砖 雕

2008年5月间，笔者在武川县一位古玩爱好者手中看到一件泥质红陶施绿釉的人物雕砖，起初认为是普通的元代琉璃建筑构件，再加玩者对其不识，便以很低的价格入藏呼和浩特博物馆，后经查鉴是一件元代的迦陵频迦像琉璃砖。

这件砖雕呈矮角长方形，模制呈浮雕状，长35厘米，宽26厘米，厚4厘米。泥质红胎，胎质坚硬，火候高。环边分布不均有六个用于加固的钉眼，施低温铅釉呈绿色，表面泛白光，背面不施釉。砖面为人身鸟形，鸟足利爪分叉，面部不施釉，黑漆点眼，双手合十，姿态优雅，神情安详（图四）。

迦陵频迦，又作“迦陵频伽”，是kalavin~ka的音译。意译则是美音鸟、妙音鸟。传说居于喜马拉雅，能发妙音，以愉悦佛、供养佛，而芸芸众生听到它的声音也可以出离苦难，得到自在与清宁。《大方广佛华严经》卷24：“迦陵频伽梵声相，诸天音乐无能及”因其未出壳时即能发出美妙之音，所以经中经常用以比喻菩萨说法之音。在《大智度论》卷28中“又迦陵频伽鸟，在口中未出，发声微妙胜于余鸟。菩萨摩诃亦如是，虽未出无明口，说法议论之音胜于声闻辟支佛及诸外道”。汉译《阿弥陀经》中西方极乐世界也有此鸟。《佛说阿弥陀经》卷1“復次，舍利佛！彼国常有种种奇妙杂色之鸟——白鹄（gu）、孔雀、鹦鹉、舍利、迦陵频伽、共命之鸟。是诸众鸟，昼夜六时出和雅音，其音演畅五根、五力、七菩提分、八圣道分如是等法。其士众生闻是音己，皆悉念佛、念法、念僧”。鸟在远古则是星星的象征物，例如用三足鸟或金凤来象征光芒万丈的太阳，星星是宇宙的眼睛，鸟与人的结合，理所当然具有某种神秘的力量。

古人高超的想象力和和塑像技艺完美的融合，将佛经中的神物生动再现，令人惊艳赞叹。迦陵频伽被认为是可与古埃及金字塔前的狮身人面像及古希腊断臂维纳斯媲美的古代雕塑。

经调查此砖出土于武川县东土城一带，共出土三块，另两块已流失，早年还出土有瓦当（图六）、琉璃龙纹滴水（图五）等。东土城古城位于大青山后通往草原的交通要道，李益友先生根据元丰州《甸城山谷道路碑》记载，考证此城即为碑文所记之“天平”城堡子。东土城一带的遗迹遗物“都是与汪古部有关的遗存”。元代汪古部是大青山后一个主要的游牧部落，从唐末以来就活动在阴山地带，也称白鞑靼，属蒙古族部落。在大青山后武川县的活动中心主要是东土城一带。金朝时汪古部在大青山守界壕，史载“阿刺兀思剔吉忽里，汪古部人，系出沙陀雁门之后。远祖卜国，世为部长。金源氏堑山为界，以限南北，阿刺兀思剔吉忽里以一军守其要冲” （《元史》卷108）。金末，“素料太祖智勇，终成大事，决意归之”，逐归顺铁木真，并协助太祖征服乃蛮部。1211年成吉思汗用兵中原，汪古部又立战功，与蒙古皇室“世昏（婚）世友”享受着无以伦比的殊荣，在大青山区仍其原来的领地和属民。元初，曾统辖过大青山以南的丰州、云内州和东胜州。大青山区在蒙哥汗时，成为汪古部的世袭领地，阿刺兀思剔吉忽里死后追封为“赵王”，其府第在达尔罕茂明联合旗的阿伦斯木古城。1974年在东土城古城周围出土了一枚“监国公主行宣差河北都总管之印”铜官印（现藏内蒙古博物院），印文为九叠篆体，正中有畏兀儿体蒙文两行。监国公主印的发现，是内蒙古蒙古时期的重大考古发现，经考证是成吉思汗下嫁汪古部首领的三女儿阿刺海别吉用过的印。公主死后追封为赵国大公主。《元史-阿刺兀思剔吉忽里传》记载：“公主明睿有智略，车驾征伐四出，偿使留守军国大政，咨稟而后行，师出无内顾之忧，公主之力居多”。东土城古城周围还出土过磁州窑白釉酱色龙凤罐（现藏内蒙古博物院）和“都府”铭文梅瓶（现藏武川县文物管理所），制作精致，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反映出当时制瓷业的高度发达及使用者的高贵身份。

这些文物是金元时期与成吉思汗黄金家族有关的实物资料，十分珍贵。